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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精神与人文奥运、秉承奥林匹克理念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南开精神与人文奥运



苏彤、胡奎二同志拿来《毕业南开》的书稿,请我作序。这本书涉及到“三个百年”:百年南开,百年教育,百年奥运。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许多关注奥运的人并不了解的“秘密”:中国奥运第一人原来是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是旧中国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理解最深、呼吁最早、实践最多的人之一。他为奥运精神在中国的传扬、为中国的体育教育做出了卓越的开拓性贡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功绩当为后人所仰慕。


张伯苓中国体育教育当之无愧的先驱。1901年他在“严氏私塾”首创体育课,叫“做体操” 1909年(宣统元年)张伯苓率南开学生参加首届全国运动会,任总裁判。此后,一直到1948年先后参加了7届全国运动会,在历届运动会中均担任总裁判一职。参加第7届运动会时他已经72岁高龄。1924年他出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1933年任全国体育协会董事。1942年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为理事长。


1915年、1917张伯苓曾率队参加第二、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是他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主办远东运动会的惯例,使远东运动会第一次由中国人来举办,南开在此届运动会上有好几个项目获得冠军。


早在上个世纪初张伯苓即呼吁中国要参加国际奥运会;四十年代末,他又提出中国应申办1952年奥运会并领导了有关的准备工作。


在旧中国的运动史上,南开是光辉的一页。三十年代南开学校的体育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南开的球队、田径等在全国运动会上的夺金囊银,气势如虹。1935年、1939年以南开学生为主要队员的中华足球队,两次夺取“爱罗鼎杯”国际足球赛冠军。这可能是我国足球发展史上最早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足球队。此外,南开中学蓝球队,号称“南开五虎队”,也曾在1924年全国比赛中夺魁。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以说,旧中国的许多重要的体育事件,都渗透着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张伯苓的心血和智慧。


张伯苓对体育之于教育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不应当当校长。”


他认为,“英、美精神即是体育精神,民主政治亦即是体育精神。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在他的理解中,体育不仅是强健体魄的需要,还是锻造精神、健全人格、培养团队协作、自治等种种现代公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张伯苓在南开进行的体育教育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和谐交流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是值得今天关心人文奥运的人们去研究去发掘的。南开推行的体育教育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东方的早期实践。这种实践既秉承了发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又与中国文化滋养的现代教育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达到中西融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境界。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内涵,极有帮助。


国际奥组委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北京奥组委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曾多次强调: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与其说是体育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是教育的。这也是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终身追求的至高理想。


顾拜旦就是想通过奥林匹克运动达到教育人的目标。他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发现古希腊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值得发扬光大,认为古希腊奥林匹克文化是十分理想的教育模式。于是,他决心复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以实现他改造社会、建立美好世界的宏愿。


顾拜旦的教育思想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她颂扬精神、身体和意志的均衡发展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她将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努力创造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谋求良好典范的教育价值以及对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尊重。


我认为,张伯苓先生对于体育与教育的关系、体育的教育意义和教育功能的深刻理解表明,他和“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先生在这方面有着跨文化的共识。高山流水,神思相契,张伯苓先生可谓顾拜旦之知音。正是这种跨文化共识,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终于超越地理阻隔与文化障碍,从雅典走向北京,并必将在北京获得新的内涵,达到新的高度。


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奥林匹克生活哲学的展开与发展。  奥林匹克主义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而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积极追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旨,是对于生命的关怀。 “仁者,生生之德”。生生便是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血脉。 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应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渴求。人文奥运的理念中自然包含着当下中国人民乐观向上、改革进取的精神风貌、开阔开朗的胸襟气度和对人类文明的崇尚和发扬。这一切,正是张伯苓先生当年矢志追求的目标与境界。 


奥运文化是多元创造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奥运的精神,就是自由创造的精神,人文奥运的实践,有赖于激活全体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与创新活力,而国民创造力的培育,离不开人文与艺术的教育,亦离不开体育的振兴。因此,弘扬奥林匹克文化与弘扬南开精神,其宗旨可谓殊途同归。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辉煌奥运,百年梦回。 张伯苓几十年前的梦想,今天正在变成活泼泼的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回顾南开和奥运的不解之缘,对于我们推进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建设以及在人文奥运的旗帜下推动我国全民体育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秉承奥林匹克理念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周易》“乾”、“坤”两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代哲人取法天地精神而凝炼出的这两句格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奥林匹克主张将人在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追求人的和谐发展。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奥林匹克的和谐理念和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使这两种精神交融在一起,他们既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在这场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中,中国运动员以他们自信、拼搏、乐观、文明的精神,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展示了一个正在复兴崛起的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与信心,表达了中国人民为促进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为实现奥林匹克运动跨文化传播和发展、为成功举办北京2008奥运会作出自己贡献的强烈愿望。 


  将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奥林匹克所肯定和强调的和谐理念,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无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还是对于当今的中国与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性思想价值。在前不久举行的“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许多著名奥林匹克专家,一致认同“和合”、“和谐”的思想价值,认为这是中华文化在当代通过人文奥运给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对奥林匹克的补充和丰富。单纯的奥林匹克运动,片面发展竞技体育,过分强调体魄上的超越极限,这种倾向有其内在的重大缺陷。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奥林匹克所强调的和平、和谐,《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林匹克所具有的文化、教育功能,都是奥林匹克对自身局限的一种完善。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谐的理念、成功的战略,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参照和借鉴。在成功实施金牌战略、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全民体育健身事业。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国民素质,有益于每个人的生活幸福。体育运动要以人为本,要为人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服务。仅仅注重发展竞技体育,陷入锦标主义,既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又违背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中国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将推动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每一场经典的比赛,都将成为全民健身运动的动力;每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都将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成功的竞技体育战略,也可以为制定和实施全民健身事业提供借鉴。当全民族体育素质也跟上来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同样,和谐的奥林匹克理念和中华文化精神,也提示我们,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这样的中华民族精神也才是健全的民族精神,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光明日报》“民族精神大家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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