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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文化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文化化、南开精神与人文奥运

奥运：文化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文化化



 


  经典马克思主义曾对精神-文化生产力问题作过精辟论述， 这就是它的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的科技的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技术和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力中包含着科学技术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两种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二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源自于人，满足于人，服务于人的，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因此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说到底仍然是一个人文的问题。


第三代生产力的显著标志是文化与科技和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及工业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代生产力是以技术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科技化、经济化”和“科技、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科技的经济功能和科技、经济的文化含量。


所谓文化的科技化、经济化，就是指文化进入科技领域，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科技的、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科技生产力和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科技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科技发展中文化的、艺术的、精神的、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只要看看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对高科技的成功运用就了然于心了。无疑，作为文化产业的奥运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需要奥运文化产业——奥运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ies)。


 在新经济的泡沫吹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地认识到，在科技设施、技术手段和传播交互方式——即工具的问题逐步解决之后，传播什么或发送什么就显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消费者们需要什么消费什么，也就是说文化成了新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证明，正是缺乏文化内容产业的有力支持，知识经济才落入低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同样，正是短信这样最不起眼的“内容”以惊人的力量支持了新经济的复苏，支持了 IT业的再度崛起。 


网络等高新技术媒介产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内容”的创造和消费，取决于与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娱乐、休息的联系。没有千百万人需要或喜爱的文化节目，没有与千百万人的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高新技术与新经济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发展的环节看，内容产业已成为文化经济传播交流的“基础的基础”。


当代信息产业也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的交融汇合。以制造和经营内容为主的“内容产业”，不再仅仅局限在原先的电影、电视、报业的界域之内，新型的数字多媒体软件等内容产业，早已打破先前文化艺术固有的边界，横跨通讯、网络、娱乐、媒体及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行业，进行了“除界域”的融合重铸过程。而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报纸、数字刊物、数字艺术、数字游戏等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新型文化方式则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奥运内容产业是一种娱乐游戏产业，是一种当代方式的体验产业。在当代这个体验经济的时代，宽带将改变人们的娱乐体验，它以一种快餐式的技术，让人们“吃”得更多。未来人们将像吃快餐一样去“订购”娱乐。调查显示，拥有宽带的家庭，对娱乐和内容需求的平均消费量远高于没有使用宽带的家庭。调查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会借助于宽带技术“订购”娱乐。定购数字奥运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要消费热点。 


互联网与数字化运用的新发展无疑昭示了内容产业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人们对数字化文化内容的高度需求。网络文化从根本上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这就是说，现代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和艺术文化生态格局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文化生态格局的全面改变。同时，网络文化这种新型的技术方式也塑造了适应这种新文化的一代新人、一代新的消费者和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奥运产业属于创意文化产业，它高度依赖文化的创新意识，对文化创造力和创造型人才有更迫切的需求。创意产业更多地依赖其自身建立起来的时尚文化和当代大众流行文化机制，依赖全球化的市场，依靠其明星制度、经纪人制度和它的全球营销方式。这种文化因其时尚化的创意、浪潮化的运作、巨大而高速的复制制作、极为迅捷的传播方式、高新技术的强大支持，产生了相当大的文化吸附力与文化扩张力，拥有了大量的跨国界的产品接受者。 


北京奥运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应依托科技优势，乘势而上，打破过去计划体制的“坛坛罐罐”，努力破除所有制壁垒、行业壁垒、部门壁垒和地域壁垒，高端起步，着力推动新兴数字技术支持的新媒体奥运内容文化率先产业化，从新兴内容产业等高端产业入手，以数字化技术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开出奥运内容产业的产品单和节目单——一批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服务，以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面改革，实现整个行业的提升。


以数字化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全面借鉴、移植和运用我国20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中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在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水平、经济运作方式、现代企业制度、先进技术应用等方面被改革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按照不同的目标市场对奥运产品进行改造和包装。并将经济、管理领域各个环节的大量人才全方位地引进奥运文化产业领域，全面提升我国奥运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


   因此，科技人员要全面介入文化和文化产业，而文化艺术创意人员要进入高科技领域；经营管理人员要进入文化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迫切需要现代经营管理的提升；当然，经营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才都要重视和培育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文化人也不能孤芳自赏，而必须具备现代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尽力掌握现代高科技制作与传播手段。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去界域”的“后”时代，我们必须根据变化的时代创造新的经典。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  金元浦 




南开精神与人文奥运



 


 苏彤、胡奎二同志拿来《毕业南开》的书稿，请我作序。这本书涉及到“三个百年”：百年南开，百年教育，百年奥运。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许多关注奥运的人并不了解的“秘密”：中国奥运第一人原来是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是旧中国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理解最深、呼吁最早、实践最多的人之一。他为奥运精神在中国的传扬、为中国的体育教育做出了卓越的开拓性贡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功绩当为后人所仰慕。


张伯苓是中国体育教育当之无愧的先驱。1901年他在“严氏私塾”首创体育课，叫“做体操” 。1909年（宣统元年）张伯苓率南开学生参加首届全国运动会，任总裁判。此后，一直到1948年先后参加了7届全国运动会，在历届运动会中均担任总裁判一职。参加第7届运动会时他已经72岁高龄。1924年他出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1933年任全国体育协会董事。1942年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为理事长。


1915年、1917年张伯苓曾率队参加第二、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是他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主办远东运动会的惯例，使远东运动会第一次由中国人来举办，南开在此届运动会上有好几个项目获得冠军。


早在上个世纪初张伯苓即呼吁中国要参加国际奥运会；四十年代末，他又提出中国应申办1952年奥运会并领导了有关的准备工作。


在旧中国的运动史上，南开是光辉的一页。三十年代南开学校的体育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南开的球队、田径等在全国运动会上的夺金囊银，气势如虹。1935年、1939年以南开学生为主要队员的中华足球队，两次夺取“爱罗鼎杯”国际足球赛冠军。这可能是我国足球发展史上最早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足球队。此外，南开中学蓝球队，号称“南开五虎队”，也曾在1924年全国比赛中夺魁。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以说，旧中国的许多重要的体育事件，都渗透着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张伯苓的心血和智慧。


张伯苓对体育之于教育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不应当当校长。”


他认为，“英、美精神即是体育精神，民主政治亦即是体育精神。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在他的理解中，体育不仅是强健体魄的需要，还是锻造精神、健全人格、培养团队协作、自治等种种现代公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张伯苓在南开进行的体育教育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和谐交流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是值得今天关心人文奥运的人们去研究去发掘的。南开推行的体育教育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东方的早期实践。这种实践既秉承了发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又与中国文化滋养的现代教育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达到中西融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境界。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内涵，极有帮助。


国际奥组委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北京奥组委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曾多次强调：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与其说是体育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是教育的。这也是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终身追求的至高理想。


顾拜旦就是想通过奥林匹克运动达到教育人的目标。他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发现古希腊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值得发扬光大，认为古希腊奥林匹克文化是十分理想的教育模式。于是，他决心复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以实现他改造社会、建立美好世界的宏愿。


顾拜旦的教育思想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她颂扬精神、身体和意志的均衡发展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她将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努力创造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谋求良好典范的教育价值以及对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尊重。”


我认为，张伯苓先生对于体育与教育的关系、体育的教育意义和教育功能的深刻理解表明，他和“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先生在这方面有着跨文化的共识。高山流水，神思相契，张伯苓先生可谓顾拜旦之知音。正是这种跨文化共识，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终于超越地理阻隔与文化障碍，从雅典走向北京，并必将在北京获得新的内涵，达到新的高度。


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奥林匹克生活哲学的展开与发展。  奥林匹克主义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而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积极追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旨，是对于生命的关怀。 “仁者，生生之德”。生生便是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血脉。 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应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渴求。人文奥运的理念中自然包含着当下中国人民乐观向上、改革进取的精神风貌、开阔开朗的胸襟气度和对人类文明的崇尚和发扬。这一切，正是张伯苓先生当年矢志追求的目标与境界。 


奥运文化是多元创造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奥运的精神，就是自由创造的精神，人文奥运的实践，有赖于激活全体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与创新活力，而国民创造力的培育，离不开人文与艺术的教育，亦离不开体育的振兴。因此，弘扬奥林匹克文化与弘扬南开精神，其宗旨可谓殊途同归。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辉煌奥运，百年梦回。 张伯苓几十年前的梦想，今天正在变成活泼泼的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回顾南开和奥运的不解之缘，对于我们推进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建设以及在人文奥运的旗帜下推动我国全民体育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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