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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难忘的岁月(六)
关于爱情
情为何物?爱是什么?爱情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现代文明人最苦心恼的问题……
现代人都只讲得到,可这样的和那样的要得到满足的欲望那么多,以至于占领了人们的整个头脑,致使人们都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有的只是对物质欲望的想象能力和阴谋诡计。
人人常常说着“我思,故我在”,可笑的是人们连思考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却来胡乱套用,如同不明白爱情是什么,却总说自己得到了爱情一样!
他们总以为识几字,会查字典寻解释就行了。却不去想这字典不过是一小撮人,以符合自身的利益,没有认真经过科学分析论证,而以非文化手段、以非文字权威身份、以霸权式教条来解释文字本身含义而造就的。殊不知这经过千秋万代历史一步步演变到今天的这种文字形式,期间被多少一知半解文人或半字不识文盲者与统治者们乱用而掺杂了多种含义,使文字本身都失去本来面目而显得一字多义、一字多用。
不去了解文化本身,不去吃透文化本身的真正的内涵,只能使文字的使用一天天更加复杂混淆化。中古文人对于文化内涵虽不甚了解,但用字时至少还推敲一下。可如今,在这没有神话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解放,他们以自由之名,凭藉天马行空的想法及借西方翻译词语,胡乱的堆砌文字,又更进一步的使日趋表面化的文字更显迷乱,文字脱离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正一天天不断神化而神话了。文字作为一种公共的权力,不断被以要求思想自由的人们日益歪曲化。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咱们古人对于情和爱这两个字的用法当初是分得很清楚的,虽然当时情字已包含多种情感,爱也包含多层含义。比如情投意合,情不自禁,相亲相爱等等。
看现如今的文字如同生活中的人们,都只讲究一个面子了。人们写文章、作诗篇都只讲怎样写的好看,或者怎样写来快乐。看举国的文学,如同看吃了“安乐死”药物人们的记录文字一般,所有一切都被美好化、快乐化。那些个文人作者,如同路边的疯子,他自个在那里以胡乱的想像、说些个言语自说自笑,好似很自由、很快乐;实则是他们早忘了自己社会中的一份子,文字从何而来,他们更如疯子一样丢失了名字,忘记了自我。他们又如一个老年痴呆患者,对一切需要真正重视、积极面对的都显得麻木不仁而无动于衷了。文学剩下的功用好似乎类同卖笑者而已了。
爱是付出,这是确定无疑的。
不过更多的时候,这个“爱”字,从人们的用法来看,只能作“喜欢”解。爱是不需言说的,能够拿来言说的爱,都不过是喜欢而已。喜欢只是一种情绪,只能归结于情感,可人们谈情的时候,偏偏喜欢说是爱,“谈情说爱”这一词语大概因此而来吧。
爱是理性的,爱是温柔的,爱更是主动的付出。
因情感而付出的那不是真爱,不管那情感是源于感官的本能,还是源于心灵的悸动。因情感而不自觉付出的爱,那只是事后所谓的爱,那只是爱的借口、缘的附会。那种爱如同你为饱肚去找寻食物而不自觉付出的行动一样,当你满足了的时候,也就是你那所谓的“爱”的终止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狭义的爱,非常浅薄的爱、非常无知的爱。缘起于无知的人,又再生于后来不肯思索的人们思维中。
痴情或情不自禁的人,都不过是缺乏爱、没有理性的人而已,所谓的恋爱亦不过是恋情而已;让爱作主、为爱痴狂也不过“爱”为“情”用而已,这些情况下的所谓的爱情都不过是短命的情感游戏而已,哪能谓之爱情?
没有爱心的人,缺乏理性的人,不管用情多深或情有多真,如何的情投意合,总是难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共渡今生的。因为情不过是人的本能而已,人只要活着,就总会因情绪而产生各种各样情感,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情是人类生命的标志,是人与人之间交流语言,是人与物品交流的触须。
缺乏爱的人总讲得到,如同这个社会上上下下的人们一样都没有爱心,缺乏理性。人们沉醉于各种情感之中,写文章,拼政治都只讲一个“情”字,争一个“名”字,获一个“利”字,他们如“我爱你”般无内涵的口号与学说一大堆。他们总是不想主动的奉献爱心、不肯讲究理性。人人都不愿理性的思索,即使看到理性的文章之中,他们也总可以要找着情感的部分来倡导,加以夸赞。于是悲剧总是由此开始滋生,情深不寿永远是他们最好的形容词,人情大国不过无理国度的反语而已。
看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中,每次爱的理性思索而生的智慧,总是被抹杀于萌芽状态,五千年循环轮回导演的不过一出情感大戏。或正义、或邪恶、或狡诈、或虚伪、或绝望,以至于一些宗教,一些权威等一切看腻了情感的人们,都要灭了人性,忘了自我,好教世上重归清静。
同样的,在西方关于“爱情”这一词语也是用得过滥了,没有人再去思索这一字词的原生含义,人们却不断的各取其用,爱与情遂渐趋于同一义。西方的教派更是把爱用滥的元凶,他们讲究的奉献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他们的爱只是以自身为根本,非常的偏颇而失之于爱的本义。他们带目的去教化,更讲究把今生奉献给来世,还附带的把“上帝”捆绑于人心上,让人把情寄之于上帝,让自我与上帝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之心难免冷淡于自我,更冷漠于社会。
爱与情本是相辅相成的,哪个都不能少。没有爱的情感,人们相处不会长久,国家不能久存。而没有情感的爱,冷静就不免失之于温柔,少了人性,成就冷漠。人与人之间相对冷冰冰,那样的世界里,人们不免又转而追求爱好物质,更失之于人性,世界更趋于物化冰冷。
所以,真正的爱情,是双方情感的交流,爱心的主动付出的结果,爱情的双方彼此都开心快乐和幸福满足,白头偕老、百年好合自在情理之中。而在拿爱心治理的土地上,人与人相处平和,温文尔雅;人与自然也相处和谐,相互给予而互相进化下去。
而没有情感的交流,只有爱的付出,那样的两人世界是冷漠,空虚的是心灵,相处是情绪化的、吵杂的、闹腾的。在没有爱的付出的国度,那里生活的人们是虚伪的,社会是变态的,国家是畸形的。
只有情感的交流,而没有爱的付出,或用权力与金钱来代替充当第三者,那样的两人世界同样是冷漠与空虚的,甚至短暂的。真爱之间从来容不下第三者,金钱与权力不过平衡生活与治理社会中的交易工具,金钱既不能作为人与自然的交换法则,也不能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把金钱功能无限放大,把一切都商品化了,那样既失之于人性,也更失之自然,长此下去最终必将会使人类一切都失去与灭绝。
难忘的岁月(六)
(六)
我接手的第二个审查对象是副业连三班的陶寺正,同志们也时戏谑的喊他“陶司令”,一则是陶寺正和陶司令音有些相同,二则是兵团司令员是陶寺岳。陶寺正虽然是个一般的职工,但多数时间连上在借用,协助文教搞搞宣传活动,办办墙报做点写写画画的活计。他能写草书,隶书,魏碑,行书,尤其是写大幅标语的仿宋体字连底子都不用勾划,直截用排笔写。团部要搞什么大型活动都要把他借去用上一两个月,不过主要是在连上,有人喊他“二文教”。要论能力他当文教是卓卓有余,就是因为是盲流人员,只能利用不可重用。清理职工队伍时他自填家庭成份是上中农,本人出身农民,初中毕业后随叔伯出来做生意。生意亏本后在重庆巴县落户安家,在当地一家农户上门为婿,生有两男一女。六一年家乡闹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很多,便随人一起偷跑到新疆。清理审查时连上把他作为重点怀疑对象,因为论年龄他有五十挂零,能写那样一手好字肯定受过良好教育,解放前能读得起书的人家都是有钱人家。恰巧这时工作组又收到他同乡人的一封揭发信,说他家是巴县有名的大地主,他本人不是巴县人,解放后他在当地教过书。根据这三点小组加紧了对他的审讯,他一直守口如瓶,三天下来没有一点进展。那两个值班连的战士对我说:“小刘秘书,这事先让我俩开导导他。”他们把陶寺正捆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升了两炉子火,几乎是靠近他身体直对着他烤。又抽来一根长板凳搬来十匹砖块,是要给他坐“老虎凳”。当然这些都是在一间地窝子房子里进行的,门关的很紧,随便你怎么样叫喊外面都听不见。两边火炉烧得通红,灼热的火炙烤让人受不了皮肤滚烫,汗水顺着面夹直往下流,一天不许吃饭连水都不准喝一口。半天下来嘴干舌燥,嘴皮子起壳,嗓子眼象要冒火一样难受。腿下的砖已经加到了五匹,筋骨都象要撕裂开了似的疼痛,陶寺正已经无法忍受了,终于交待了他隐瞒多年的历史。
他原藉河北保定人,父亲在乡下有四十多亩田地,雇着长工在耕作。城里又开了两处典当行,生意还不错。陶寺正中学毕业后父亲通过生意行上的熟人荐举进入保定军校学习,一年后进入军界为见习排长。在学校陶寺正就练得一手好字,为人机警不久就升为团座的副官,军衔不高但是副官的权限可不小。随军来到长江水运上,名为维护水运安全实为捕捉在长江流域上的共党分子。有一年在宜昌旅馆搜查时遇到一位教书人打扮的高个儿,陶寺正见此人相目不凡,不知何故起了善心放过了此人。第二次听线人举报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又遇到那个高个儿教师,校的教务主任怀疑他是共党的联络员,陶寺正又在审讯他时放了一码,搞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他赶快离开此地。第三次是在那位高个儿教师离开宜昌前往上海的轮船上又被警察跟上,危机时刻陶寺正喝斥开警察把高个儿教师带走,把他送上了另一艘船只上,临别时二人互通了一下姓名,后来陶寺正才知道他三次救了的这位共党分子就是罗瑞卿。三年后陶寺正所在部队驻守重庆巴县时看中了当地一位大家闺秀,与之结婚在巴县落下了户。解放后他落户的那家定为地主成分,其岳父岳母定为地主分子,本地人对他在部队所作所为并不了解,当时也查问过他的老家情况,他只是说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部队,只有把他看成地主子女。又因他写得一手好字便在村上小学教书,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教师属于反右的范围,莫明其妙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书也教不成了由群众监督劳动。地主成份,不可教育的地主子女,右派分子三顶帽子压在他头上。六0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趁让他守夜的时机偷跑到重庆,第二天随逃荒的人钻进货车厢里到了新疆。在巴县的那些年里陶寺正学会了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到新疆后我一直说重庆话,以掩盖他是河北人的历史。
审讯他的人问道,既然你三次救过大将罗瑞卿,他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你没有想过和他联系?陶寺正说,想过。可致细一想,我在国民党部队守管长江水运期间抓过不少共产党人,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亲手枪杀过许多跟随共产党的爱国人氏,现在共产党执政了,能放过我吗?当年与罗瑞卿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支钢笔和一份签有他名字的中央日报,那支钢笔早都丢失了,那份签有他名字的报纸土改时我就把它烧毁了。没有任何凭证光凭嘴说,谁会相信呢?这次不是你们追问的紧,那些陈芝麻烂糠的事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
这事可难倒了工作组,咋个处理呢?他牵涉到大将罗瑞卿。还是石组长见多识广,马上停止了对陶寺正的清查,回所在班上班。一边将陶寺正的口述整理出来,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一个多月后北京回了信,信的原件只发到师里,是罗瑞卿的秘书执笔写的回信。信的具体内容是由师政委口头向石升科传达了一下,一再招呼事情到此为止不得下传外泄。北京回信的大意是说,罗瑞卿大将解放后曾三次托人在河北保定,湖北宜昌,四川重庆查问过此人的下落。河北保定的回函是,此人年少时就出走了,一直没有下落。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回函是无具体单位和地址,实难查找。信的最后说道陶寺正应视为为党做过有意事情的人,工作应酌情安排。不久兵团有关部门的领导来了,会见了三营四清小组的全体成员,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最后把陶寺正带走了。据说陶寺正被安排进了兵团的干部疗养院,他把老婆和三个子女也都弄到乌鲁木齐。(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瑞卿受到严重冲击,陶寺正也被清出了疗养院,到南疆最靠戈壁滩的一个农场去了。等到罗瑞卿平反恢复名誉后,陶寺正和他老婆先后病逝在南疆的农场,不过他的三个子女跟着沾了点光,都回到乌鲁木齐市工作。)
三营工作组尽弄出些“大人物”,在畜牧连审查重点怀疑对象郭达清时,又牵涉到元帅徐向前。不过郭达清倒不是“酷刑”招出来的,是石组长亲自审查一步步逼问下,郭达清无言以对诚认了某些事情。郭达清是学历史的,当年正在四川甘孜阿坝一带作民族文史资料的收集,遇上了红军长征队伍,他目睹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他为这支队伍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了。起初在后勤部工作为部队筹集军粮,西路军组建后他就是后勤部的一名处长。他身材魁梧高大,他穿军装象军官,穿长衫象巨商,穿中山装象政府要员。他能写会算能说会道,特别是他能说好多个省的话,让你弄不清他到底是哪里的人。他是甘肃天水人,从小在兰洲读书,父亲是商人经营白银饰品。郭达清也许是受父亲的熏陶,耳濡目染了商界的奸诈虚伪,使他有些厌恶从事商品流通行道。谁知参加红军后又让他筹措军需物品,不过与商行有很大区别,是靠老百姓支助或者是出资购买,只有买没有卖。红军西路军主要在甘肃地盘内活动,他是本地人无论从外相、语言,习俗上都占有优势。虽然西路军所处的环境越来越糟,受到马步芳骑兵部队的围追堵截损失十分惨重,部队伤亡很大粮尽弹绝,郭达清还能利用他的优势为师部和军部的首长提供一些后勤服务。部队打散后退到武威时遭遇到马步芳教导队的伏击,他们一行百余人被围困在一个山沟里,一阵肉搏伤亡大半,剩下的人全部被俘。人们都说进了马步芳的教导队没有人能活着出来,无论是被俘的红军战士还是被当作通共通匪的嫌疑分子,受尽酷刑后都是被枪毙、活埋、五马分尸,很多人都是在严刑拷打下折磨死了的。郭达清被俘后进教导队没有多久就神秘的出去了,他没有去找红军也没有回老家,而是在张掖县的一个偏僻山庄落了脚,年轻轻的就为一个姓孙的孤儿寡母上了门。解放后定为贫农,一家三口人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甘肃张掖一带尽是黄土高坡,风沙大缺水,就是风调雨顺的年成也吃不上几顿白面。土豆、玉米、高粱、荞面能把肚子混饱就算是好日子了。五八九年刮共产风,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一股极左的风也刮进了这穷山沟。没多久人们连土豆、玉米都吃不上了,年老年少的开始刮树皮吃,年轻一点了出去讨口要饭。也就在那年冬天孙家寡妇硬是活活的饿死在坑上,郭达清带着已有十六七岁的儿子一起出了山沟。听说新疆农场能吃饿肚子,父子俩就象两只无头的苍蝇飞向了新疆,倒还好在石河子遇上一位赶马车的张掖老乡,他是共青团农场的正式农工。凭着这仅有的一点关系,在三营畜牧连落下了脚,儿子在羊圈放羊,郭达清在马号喂马。
农场是不错,拿工资吃定量干农活,俩爷子生活有了着落。郭达清干活特别卖力,铡马草,添马料,扫马圈,洗马溜马调教马,值班守夜钉马掌这些活郭达清是样样争着干。不久就当上了马圈的班长,并提出了培育良种马的建议,很快得到团里的支持。他和团畜牧股的技术员出了一趟差,到甘肃山丹牧马场和内蒙购回了几匹种马,加上新疆有的伊犁马种进行杂交配种,使新马有了三地种马的特点,骠肥体壮奔跑能力强。这一成果得到了兵团有关部门的肯定,除能满足农场武装值班连的需求外,还为新疆边防军提供了巡逻马匹。郭达清在团里有了名气,但因为是盲流人员,没法再往上提升,营里来了个曲线处理让他代理排长工作。四清运动一开始清理职工队伍他就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因为他的外相、言语、举止都很洒脱大度,象是个有来头的人。石升科组长也是甘肃人,对那段历史比较清楚,尤其是对马步芳的教导队更是清楚。所以在他再三追问下郭达清如实地讲出了那段历史,并说出了当时他所参加的红军十三师首长的姓名,说出了西路军进入甘肃后他在军部一些首长的姓名,特别提到了徐向前元帅。为了查证他所说的家庭和历史情况,师部四清工作组向河北保定,甘肃张掖以及设在甘肃兰洲的红军善后事务办事处发了调查函。河北保定回函说:“郭达清其父在解放初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中又有严重的不法行为又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甘肃张掖回函说;“郭达清所上门的孙家世代都是贫苦农民,解放初定的是贫农。”兰洲红军办事处回函说:“当年西路军损失惨重,根本没有任何档案记录了。除徐向前元帅外,其余所提到的人都已牺牲。”为了慎重起鉴,师里又向中央军委办发了函。军委办很快回了信,信中这样写的:“据徐向前元帅回忆,红十三师确有此人,西征途中在总部后勤处见到过郭达清,后来被俘情况就不知道了。”
这可难住了石升科,他有两个原藉,河北保定的父亲是商人,现在戴着两顶帽子,甘肃的原藉又是贫农。兰洲的回函什么也没有证明,中央军委办的回信又有徐向前元帅的回忆,红十三师确有此人。莫非还要让我们给他落实红军的政策?他被俘后是否当叛徒?这么多年来他为什么没有向上反应自已的红军问题?元帅的回忆说的很清楚,被俘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石升科判断郭达清被俘后在马步芳教导队里肯定有问题,肯定是当了叛徒出卖了同志,甚至是成了叛徒教导队才放了他。他自已也心虚,不敢去找上面。他都不敢诚认自已是红军,莫非我们硬去给他落实红军政策?但也没有人证物证或其他根据说他是叛徒呀?干脆来个你不找,我不问;我不追,冷处理。成分是贫农,出身是农民,干你的代理排长,养你的良种马。本人的交待,调查回来的函件统统封存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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