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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里的沈从文、性写作、九丹及美女作家

支流里的沈从文

　　　　　　　支流里的沈从文 



　　在描写古远的风情类的作家里，沈从文老先生大概是最负盛名的了。作为他的崇拜者，我引以为荣。 

　　他三十年代独步文坛，却又因为文字中那远离尘嚣远离火热斗争而受到指责，所以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现江湖。从艺术历程上来说，他是那么的坎坷，可就因为这种坎坷，却又让读者们对他的热情超过了现代文学史上别的作家，使人们一直也没忘却他，也可说是因祸得福吧。特别是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文学青年，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血雨腥风中，痛惜自己的伤口时，很多人渴望静静疗养一下，休憩一下，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整。沈从文此时的复出，如同在哀伤和凝重的大地上，引入一条涓涓清流。 

　　淡泊却又古朴的湘西，艰辛却又美好的民生，宁静却又封闭的边城，作为一个疗养栖息的地带，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也可能就是沈从文在八十年代让他那湘西的边城，又放异彩的原因吧。的确，那淡淡的远山，淡淡的浮云，淡淡的惆怅，淡淡的忧伤，怎么能不让我们神往呢。由于年龄的原因，我是八十年代后期接触的沈从文，却依旧被他那种文字气氛所感染，并一度以他的风格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 

　　沈从文老先生影响巨大的原因，恐怕就是他那淡远悠长的美学意境。沈从文老先生的美学修养是那么的深厚，艺术功底也是那么的深厚，同时，他的人生感悟又那么透彻，落在笔下的生活却又那么的单纯那么朴实那么清新，一切寓于天然情趣中。可以说，他深入浅出、返朴归真的笔触已臻于化境。可这些，也正是我们可以欣赏而不能效仿之处。为什么呢？还得从他的《边城》说起。 

　　《边城》已经有几十年了，而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十年的动乱和随后那么蓬勃繁荣的变革，让人们大脑中留给边城山水民风的空间已经太少了。边城的一切已经遥远而且陌生，虽然这样的遥远和陌生会使我们更加向往，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和穷于应付的现实。我们已经做不起那种淡远神韵的梦了。边城的韵致在于淡远悠长，而这样的韵致产生于前面所说的沈从文老先生那深厚的美学修养，可这样的深厚修养，我们没有；那种艺术上的精纯圆熟，我更是没有。这些原因，也是我放弃学习效仿沈从文的原因，因为我感觉，不管如何的效仿，由我笔下产生的文字，永远如同缺乏先天根基和后天乳汁的残疾婴儿，于是，我不忍心这样做。 

　　在沈先生的笔下，纯而不薄，清而不浅，美而不浮，我们太难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效仿来，只能达到单薄而不丰满，或者过于理想化。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使我无奈的认识到，他的风格只能拿来练笔，而不能成篇。 

　　另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而且对于沈从文爱好者来说比较残酷的事实，那也是连沈从文自己都承认的事实：他的文字追求是属于支流范畴的。因为在文学史上，以寻求思想复杂、变化深刻、见解独到、强化浓化为主的作品占据了大部分领域，而这样以神韵为极致的趣味追求，从来都不是主流。沈老先生的文才虽然是人皆向往，却无人跟从。这也许是能继承他衣钵的人，难找的原因吧。 



　　说到沈从文那些大段大段的民俗民风的描写，在回味他那泥土的清香气息中，我们还应该提到两个人：一是《大淖纪事》的汪曾祺，一是《荷花淀》的孙犁。 

　　这三个人都是以描绘女孩儿而闻名。他们笔下的女孩儿几乎同属于一类，简直就是同一个人。这些女孩儿都是那么的纯净如水，充分的体现了男作家甚至男人对于女性的理想，永远是让人无法忘掉的美好、永远健康鲜活、永远蓬勃乐观的女性生命，这种女性在他们的笔下具有纯清而明丽的气韵，使人读过之后，总也无法忘记被这些女性引起的对美好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渴望。 

　　在男人笔下和在女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女性作家笔下的成功女性大多属于《简爱》风格的，表达了她们自强自尊而又自卑的意识，这种形象完全可以支撑出一个长篇小说来，因为这样的女性，复杂深刻的性格正合了主流，可以导致波澜起伏而情节丛生；可沈老先生笔下的纯净女孩儿却太清澈了，清澈到让你一眼至底，这样的清澈却无法支撑大部头的长篇。在沈、汪、孙三位中，只有孙犁写过唯一的长篇《风云初记》，可惜影响甚微，没有成功的留下回响。 

　　这么说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似乎让人以为这三位老先生的生活一定十分的清悠并一帆风顺了，其实由他们的生平我们得知：不然。 

　　对于自身遭遇的悲叹和对社会、人生阴暗一面的认知，他们并不是懵然不知，反比常人领悟得更透彻。但他们始终追求的是对美好的讴歌，而且他们绝不肤浅、绝不浪漫，而是以深刻的人生体验为基础来讴歌的。 

　　孙犁曾经说过，他坚决的把丑恶扔在背后，不遗余力的去讴歌美好。 

　　这样对于美的毕生的矢志不移的追求，实在难能可贵。 



　　今年是沈从文老先生的百年诞辰，重新读些他的文字，不断的感慨着他那文笔，出神入化，令人是叹为观止。又不由得不对他那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所打动，但这些都如支流淡淡宁静之水中月、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使人终生向往而不可达到。 

　　这实在天大的遗憾！ 

性写作、九丹及美女作家

　　

　　 前些日子刮起了一阵“反美女作家”之风，不少人站出来对所谓的身体写作加以批判，似乎视其为瘟疫般可怕，而且这阵风越刮越强，大有将女性作家贬得一无是处才肯罢休，又似乎只要是个女人，只要在作品中声称与谁发生过性行为就是千古罪人就应该反省就该遭人声讨。 

　　

　　 我倒想问问那帮子人，“美女作家”怎么了，人家招你了吗？ 

　　

　　 不就是一本小说吗，至于吗？人家就那么一写，您就那么一瞧，您要是喜欢就继续看下去，不喜欢您就甭看有别人爱看，也用不着狗血淋头地声讨砸人家的饭碗吗？况且，这文学上的事也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您一人急也没用啊。

　　

　　 事情不外乎几个女性作家写了几本小说其中夹杂了一些对性的只言片语，这帮子人就不满了，就忍不住跳将出来骂人了。于是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挑出来，奋不顾身地加入批判者的行列，与他们一起气焰嚣张、煞有介事地抨击，她们灭九丹，灭卫慧，灭棉棉，灭赵波，灭安妮宝贝，灭那些已经有了名气和那些尚未出名的女性，一个也舍不得放过，并且给她们定义为“美女作家”。

　　

　　 我们发现，把矛头指向所谓“美女作家”的大多是男性，以“性别”作为一个价值标准，而并没有给女性作家以无性别的文化定位。这个“性别”标准就算不带有性别歧视甚至是猥亵的色彩，至少是简单肤浅，而且是不稳妥不审慎的。男权式的命名，对于女作家固然是一种不平等，而对于文学与文化，这种命名则显得轻佻而虚浮，完全暴露了批评者的粗俗和浅陋。而且仅站在与“美女”对应的“男性”的角度去评价，而不是“文学”和“文化”的角度上，给“异性”以“感官式”的指称，对那些女作家也是极其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 

　　

　　 说长道短是人的本性，高高在上就形同审判，能够审判另一群人总是令人快乐无比。这些审视者对她们的印象很多仅停留在某个很局限的细节，抛开其它内容不置可否而专咬这一点。我不懂评论的手法和技巧，却发现审判者的眼光不单挑剔，而且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并且随之做出恶意地评价，他们甚至不在乎一竿子打翻的是一船人还是半船人，公平地评论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要的只是审判他人带来的快乐，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制造着他们的快乐，并且，一次又一次。

　　

　　 不排除以九丹为代表的诸位“美女作家”试图以此方式哗众取宠吸引大家的眼球，毕竟在当今的经济体制下，“注意力”一词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收入”，这一手段早已成为媒介的零食和书刊的饭票——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他——

　　

　　 你可以指责她色情，但她对性的描写也局限于只言片语；你说她的作品作品是美女文学，但她终究反映出了一些客观的、实质性的东西；你也可以强调她的小说故事性不强，但我却认为对于一本“准报告文学”类小数来讲那足够了，况且，文学除了华丽的词语之外更重要的是内涵和思想。也许王朔等人给她的高度评价是不负责任的，但我每读一次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乌鸦》却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信之中。我不敢相信那是文坛上的进步并且怀疑你们也许是对的，但，创新大胆真实记录的同时毕竟客观地反映了事实真相，自然值得鼓励，美女文学也好，妓女文学也罢，敢为天下先，勇气可佳，毅力堪佩！

　　

　　 其实任何事情的评判都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的，同样一个事物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所得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比方贾平凹早期的作品曾因涉及到了“性”而被人批得不浅，但到了今天我们却又认为那是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宝藏和里程碑。藏族同胞阿来的《尘埃落定》在述事的同时也粗浅地描绘一个土司儿子先后与不同阶层的各种女性乱交，但“百年百种名优作品”里照样有他的份儿，李敖的“什么什么山爱”更是出格地刻画了一场二十年前后乱伦戏，但没人能阻止它成为热销书一火再火。

　　

　　 再说了，生理上的下半身既然天经地义，心理上的下半身必然也天经地义，女性通过写作探讨下半身同样不应视为禁区。即使作者的写作内容涉及到的话题确实敏感，也用不着因为性事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万芳的《空镜子》中虽也有过描写了一个80年代的女人为达到各种目的先后与几个男人乱搞，但并不妨碍其获得老舍文学奖。况且，男性也在写，我看到李敖写性，看到石康写性，看到无数怀着各异的心态男作家在写性，却没见有人反对。

　　

　　 今日事后人评。现在对九丹及“美女作家”的评论甚至评判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我认为，那不算数。对她们的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合理的、无功利色彩的定位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